演化经济地理学的优势与不足有哪些？

如上面所说

主流经济学主要关注区域经济收敛与发散。理论上，主流经济学内部不同学派往往基于不同假设，得出不同结论，有时甚至相互矛盾。新古典经济学理论构建一种市场会自发纠正区域发展不平衡的世界观，即要素自由流动会导致区域经济收敛。国际贸易理论与新古典增长理论都推断出区域人均收入水平将在长期内趋于一致，尽管其实现机制并不完全一致。国际贸易理论多运用比较静态的方法，在一定假设条件下推导出自由贸易将导致两国相对工资水平与相对利率趋于一致。若要素可自由流动，则地区间的真实工资与真实利率也将一致。新古典增长理论则运用动态模型方法，指出不同封闭经济体尽管初始条件有差异，但由于资本报酬递减，会导致地区间增长率的条件收敛，并最终在长期内导致收入水平的绝对收敛。总体而言，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多从供给侧要素出发，推导出区域经济收敛。

另外一些理论则展现区域经济发散的景观。如循环累积因果理论指出循环累积因果和规模报酬递增将导致区域经济发散。具体而言，发达地区较大的总需求会导致更多的总生产，在规模报酬递增的条件下，资本不会转移到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地区。经济一轮又一轮的循环累积因果，发达地区总需求和总供给都不断提高，人均收入水平也不断提高。最终，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的收入差距趋于发散。这时市场不会自发缩小区域差距，政府干预才能缩小区域发展不平衡。此外，区域内生增长理论，强调规模效应、集聚经济、干中学、知识溢出效应、人力资本溢出效应等，区域经济发展将呈现“马太效应”，区域经济不但不收敛，反而差异不断扩大。

在经济地理学中，20世纪60年代末期，马克思主义地理学兴起，提出了区域不平衡发展理论，旨在阐述资本主义条件下区域经济体系的增长与衰退。马克思主义地理学认为，区域经济体系的收敛与分散是伪问题，因为从长时段来看，资本出于不断增值目的会在地区之间不断来回流动，就像坐在跷跷板上一样，导致地区之间增长与衰退的循环往复以及周期性的产业重构。资本出于增值目的会大量涌入盈利率更高的地区，资本涌入地经济快速增长，资本退出地经济相对衰退。随着资本在涌入地不断积累，盈利率不断下降，这时资本会再次回到上一轮的退出地，因为上一轮资本退出导致劳动力与土地价格下降，这反而为下一轮资本盈利提供了条件。因此，从长时段来看，为了实现最大资本积累，资本会在地区之间不断来回流动，不同地区会在增长与衰退之间不断进行角色转换。马克思主义地理学不仅关注资本空间过程，还关注劳动力空间过程及其与资本积累与区域不平衡发展之间的关系。Massey（1984）研究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英国的劳动力空间重构，指出旧有劳动地域分工表现为不同地区产业结构的差异。不同地区尽管产业结构不同，但都布局有企业总部、研发机构和生产车间，分布在各地区的不同产业的企业总部和研发机构都开始向特定地区汇集，而生产车间留在了边缘地区，形成了新的劳动地域分工。实现最大资本积累同样是劳动力空间重构的根本原因，这一过程强化了区域不平衡发展。因为经过劳动力空间重构，更多利润留在了总部与研究机构所在地，而生产型地区所留的利润变少。可见，马克思主义地理学更多地从资本的空间过程和劳动力的空间重构角度理解区域不平衡发展问题。

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中期，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增长迅速，稳定的经济环境为福特式生产提供了良好的外部条件。法国调节学派分析了在福特主义下由大生产和大消费构成的积累模式如何与由货币制度、劳资关系、竞争形式、国家干预和国际经济体系构成的调节模式相适应。但是，20世纪70年代后，资本主义国家经常遭遇社会骚乱、汇率浮动、石油价格波动和国际债务危机，并且出现了市场饱和、消费者需求多样化等新变化。充满不确定性的、快速变动的外部市场环境使得僵化的福特式生产不再适用，而要求出现一种能够快速应对市场变化的新型生产组织模式，即弹性专业化生产。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期，在美国和西欧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许多以福特主义生产为特点的地区陷入衰落，而一些以后福特主义为特点的地区开始快速兴起。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经济地理学对产业集群或新产业区展开了大量研究，探究其对地区产业竞争力提升和创新的影响，关注地方的特定制度、社会基础与文化因素如何与产业集群网络式的生产组织形式相适应，从而灵活应对快速变动的市场。一些过于宏大的分析工具，如货币制度、竞争形式、国家干预和国际经济体系这类宏大调节模式逐步被摒弃。面对充满不确定性的、时常变动的市场环境，企业家需要灵活调整劳动力、资本投入、工资、价格、上下游产品供应量以及产品设计等。产业集群网络式的生产组织模式与这些新需求相适应。在网络式的生产组织中，企业等经济主体往往需要及时共享信息，共同解决问题，共担风险，加强合作与互惠等，这时正式合约不再重要，以信任为代表的社会文化因素开始突显其重要性。以信任为代表的社会文化因素往往是地方性的，需要在较长时间的日常生活与社会互动中形成。经济地理学还研究其他正式和非正式制度的影响，如地方风俗习惯、行为规范和法律法规等。总之，经济地理学的制度与文化转向基于非经济因素理解区域发展，强调了地方尺度特定制度、社会基础与文化因素与产业集群网络式的生产组织模式相结合，可以更好地应对充满不确定性的、快速变动的市场环境。
20世纪90年代初，伴随着西方发达国家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经济地理学开始将知识、学习和创新看作是区域竞争力的源泉，形成了区域创新系统和学习型区域等理论。这些理论也多受经济地理学制度与文化转向的影响，强调信任和紧密的社会联系会将创新主体粘连在一起，这有助于降低创新不确定性，促进区域内隐性知识传播和集体学习。经济地理学的加利福尼亚学派将交易成本概念应用到新产业区研究中。在企业层面，企业在权衡内外部交易成本后会采取垂直分散化生产组织方式。在地区层面，大量处于同一产业领域的生产商和销售商保持地理临近，有助于应对市场风险和降低交易成本。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经济地理学认识到新区域主义的不足，开始将全球力量纳入区域发展研究，形成了全球—地方联系视角（贺灿飞和毛熙彦，2015）。最初，一些超级全球化论者认为，随着交通和通信技术进步，资本将跨越国界在世界范围内“游牧”，搜寻成本最低或收益最大地点。区位变得不再重要，地理将走向终结。然而，新区域主义者却认为地方独特的制度、社会与文化要素仍将吸引经济要素向特定地区汇集，导致持久的地理发展不平衡。在与全球化论者的争论中，经济地理学者逐步认识到全球化和地方化实际上是并行不悖的过程，经济活动一方面在全球范围内水平展开，另一方面在特定地区得到深化。新区域主义的不足在于其仅从区域内部寻找区域竞争力的源泉，却忽视了全球化力量对区域发展的影响。实际上，在全球化背景下，区域内部力量与区域外部力量相互交织共同推动区域发展。因此，只有全面考察全球力量、地方力量及其复杂互动关系才能更好地认识区域发展。这一时期，区域发展仍然主要体现为产业集群发展，只是研究视角由新区域主义向全球—地方联系视角转变。

21世纪初，随着经济全球化不断推进，全球价值链与全球生产网络不断形成且日益深化，经济地理学开始关注地区企业价值链升级等问题。20世纪八九十年代，伴随着新自由主义盛行，国家力量下降和国家边界打开，在跨国公司主导下，全球范围内不同地方微观经济主体直接联系在一起。经济地理学的研究对象开始由区域产业集群转变为全球生产网络及其价值链。在分析方法上，经济地理学摒弃了全球—地方联系的分析方法，采取了立体网络化的研究方法。经济地理学试图对全球范围内不同地方的微观行为主体、制度及其复杂关系做全景展示，从而细致描绘全球生产网络背景下地区企业价值链升级。

在理论层面，经典区域发展理论未触及区域产业演化的历史轨迹，未能提供有效分析工具，以研究区域产业演化路径以及区域新产业发展路径的形成。主流经济学虽然强调区域要按比较优势发展产业，但要素禀赋较为相似的地区往往可以形成迥异的产业演化路径，主流经济学对这类问题无法提供较为详尽的回答。马克思主义地理学的区域不平衡发展理论多在较为抽象的层面上探讨资本在空间上的矛盾运动，实际上很少涉及具体产业发展问题。20世纪80年代后，经济地理学的制度与文化转向考察了非经济因素对区域产业集群增长的影响。全球—地方联系视角突出了外部联系对增强产业集群活力的作用。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经济地理学开始在企业层面考察跨国公司与后发地区企业之间的关系，区域发展基本等同于后发地区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位置的攀升。就区域发展而言，制度、文化和关系转向的共同点在于，其都将区域发展看作是现有产业或现有企业的增长，却忽视了区域发展还包括新产业进入和旧产业退出。经济发展是一个“创造性破坏”过程，新经济活动不断出现而旧经济活动不断消亡。从这个意义上说，区域发展是一个新产业不断出现而旧产业不断消亡的动态过程，这是演化经济地理学的肇始。经济地理学要分析区域产业演化的历史轨迹，挖掘区域现有产业发展路径如何规制或约束着新产业的产生空间，探索区域产业演化中的非线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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